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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退出渠道不畅则加剧了投资谨慎情绪。熊雷鸣通过中美对比揭示关键差异：美国硅谷创投基金对赌条款使用率仅为5%，而国内这一比例高达80%以上，境内架构的创投项目更是达到90%。“对赌回购条款将大部分风险转移给了创业企业，投资者实则形成了本金加利息的固定收益模式”，他直言，这种机制违背了风险投资本质。更严峻的是，退出困境引发诉讼潮，去年国内某头部基金管理机构甚至大量招募诉讼律师，专门用于对到期无法实现对赌条款的被投科技企业发起诉讼。

　　“创业者多为科研人员，本可拥有优越生活，若因创业失败面临限高、家庭生活受冲击，将严重打击创新创业积极性”，他呼吁进一步明确LP、GP、创始人的权利义务，让风险投资回归本质，“制度层面需要明确‘勤勉尽责’的尺度，厘清GP的权利与义务，使得GP真正定位为管理人而非通道，提升处置工作的专业性与效率性；制度层面限制对赌协议范围与效力，从司法内涵导向来倒逼LP回归风险投资的股权属性，多元化LP的考核体系，不再以保值增值作为考核的唯一标尺；从制度层面增加对赌协议执行诉讼普适的缓释期，契合国家层面宽信用的政策导向，对财产冻结、查封等影响企业持续经营的司法手段审慎采用；推进个人破产法的立法建设，给予创始人基本生活保障以及再创业的可能性，激发社会创业热情。”

　　其次，要优化资金风投属性，丰富资本退出渠道。熊雷鸣表示，不同资金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同，“创投基金大部分资金来源于风险偏好较低的政府与国资，要放宽诸如、保险等长期资金的准入，并在政策层面予以鼓励，使得资金来源更加市场化，通过组合管理的运作模式，降低资金的投资风险；同时，丰富基金退出渠道，优化基金退出对于IPO的依赖，活跃二级并购市场，大力发展S基金（二级市场专门收购‘进退两难’项目，鼓励AMC设置专门的S基金，承接基金退出)。”